bek581，1941年12月下旬，日军在第二次长沙会战收兵之后，才只过了两个多月，就又卷土重来了。因为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成功的打击了第九战区国军战斗力最强的两个部队，也就是第十军和七十四军，都造成了伤亡过半的损失，基本上失去了战斗力，战后被迫转入补充休整，因此这次日军卷土重来，希望能再歼灭一部分国军主力部队，巩固其华中占领区。日军仍然是四处调集军队，拼凑出了十万余人的军队，分多股以广正面强渡新墙河各汨罗江，迅速向长沙方向猛攻。国军则在第一线和第二线进行逐次抵抗之后，各部队都分别转入山区，也就是日军的外线，在浏阳河和捞刀河之间也没有进行高强度抵抗，只是稍作抵抗，就放弃了阵地，日军继续深入，终于到达长沙城下。按照此前战区参谋部策定的作战计划，就应该是这样，在日军从北路进攻时，逐次抵抗，诱敌深入，第一线部队适时转入外线，将日军放到长沙附近，放手让日军进攻长沙，等到日军攻势顿挫，再下令国军外线部队向长沙增援，从外线对日军进行包围，并压缩到捞刀河与浏阳河之间的三角地带歼灭之。这也就是《长沙保卫战》中几乎快要北吹上天了的天炉战法。不过，第一和第二次长沙会战都未出现这种局面，日军来的快，去得也快，国军没有机会包围日军日军就撤回去了。此时，按照薛岳的部署，在长沙充当炉膛的不是别人，正是上次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伤亡惨重，刚刚完成补充的第十军。而在城内担任守备任务的，主要是周庆祥为师长的第三师，其余两个师与第三师成掎角之势。为了加固炉膛，以防万一，薛岳还特地命令七十三军派一个师到长沙，协助第十军防守长沙，杀伤日军，为外线部队增援争取时间。七十三军派出的正是韩浚任师长的七十七师。《特赦1959》中的叶立三的原型就是这个韩浚，履历完全对的上。就兵力来说，日军先后投入进攻长沙的部队总计约六万人，主要是从北面，东面，和南面包围长沙。而国军第十军当时全军约二万人稍多一些，来增援的七十七师也只有六七千人，人数并不算多，加起来用于守城的部队也不足三万人，与日军攻城部队的兵力对比为一比二。以装备水平和战斗力，士兵的战术素养来说，这个数量的日军如果是野战，足够对付二十万以上的国军。但没想到，这次日军却吃了个瘪，而且是很大的瘪。为什么日军这次会吃瘪呢？就是因为日军忽视了湘江西岸的岳麓山的战略重要性，而国军却充分注意了发挥这个战略要地的作用，摆了两个美式装备组成的炮兵团。除了第十军自己下辖的一个炮兵团，还有第九战区的一个炮兵团，薛岳也交给了李玉堂指挥，以加强第十军的防御力量。而日军因为是长途奔袭，道路被国军和民众破坏，运输不便，进展速度又太快，所以这次到达长沙前线的重武器数量并不多。这样，一打起来，日军很快就发现情况不对劲，这次国军的炮火之猛烈，远远超过以往，而且很快就完全压制住了日军的炮火。更要命的是，信心国军的两个炮兵团就摆在岳麓山上，而这是一个可以瞰制长沙全城的主战场的制高点，又被国军炮兵占领了。所以，日军刚像以往一样，攻城之前才开始炮击，就被国军以猛烈炮火进行了制压射击，一轮猛轰下来，日军的炮兵阵地就被压制住了，无法继续支援日军作战。日军以往擅长的以飞机轰炸国军炮兵阵地的打法，这时候也因为国军以机枪火力封锁，飞机轰炸也没有奏效。所以，第三次长沙会战第一次出现了双方攻防形势完全转换的情况，日军的炮火完全被国军压住了，以至于出现了日军一个炮兵旅刚开始攻击，就被国军炮兵一顿猛轰，失去了战斗力。日军没有办法，只有倚仗其兵力优势，以密集队形和仅有的重武器向国军阵地猛攻，毕竟，日军的战斗素养比国军高，数量又占优势，所以，虽然岳麓山的炮兵阵地对日军形成了重大杀伤，但是很快炮弹就用得差不多了，只能由守城部队和日军进行短兵相接的战斗。日军猛攻了一星期，还是没有完全将长沙城内的国军守军完全消灭，这时候其实就已经比较危险了，但日军指挥官不仅没有马上意识到国军这是在为增援部队争取时间，反而企图赶在国军增援部队在外线形成合围之势之前，就攻下长沙。其实，这时候日军的后勤补给线已经被国军切断，给养困难，再攻下长沙也意义不大了，但是日军指挥官阿南惟几却仍然坚持一定要攻下长沙再全线撤退。更要命的是，日军这个企图在七十七师缴获的日军文件中被国军发现了，也就失去了撤退的有利时机。国军确认日军恋战，而第十军的抵抗已经对日军造成了重大杀伤之后，薛岳按耐不住一阵狂喜，筹划已久的天炉战法这次终于可以大显身手了，机会来了。于是，薛岳下令外线各部队加速向长沙附近前进，合围日军，并将日军压迫在捞刀河和浏阳河之间的三角地带加以歼灭。很快，国军外线部队分别赶到外线，对日军形成了合围之势，日军终于陷入了被动，整个进攻长沙的部队都已经陷入了被包围的态势，而且粮弹两缺，增援部队又北国军不断阻击，无法突破。因此，第三次长沙会战是薛岳的天炉战法的唯一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胜利，对日军造成了严重损失。日军在久攻长沙不下，外围又被国军包围的情况下，最终只能陷入苦战，边打边退，而国军则不断追击，日军损失惨重。按照战后国军的宣传，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的损失应该在四万人以上，这个数据应该不可信，而日军自称的伤亡四千余人也不太可能，但日军损失两万人左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2，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是1947年8月由冀鲁豫军区的地方部队升格而来的，豫东战役期间已经配属给华野外线兵团指挥遂行作战任务，时任司令员王秉章，下辖第30、第31和第32等三个旅共11000余人，实际也就是原冀鲁豫军区的独立第1、第2、第2旅。该纵在豫东战役打响的1948年7月间，成立尚不满一年，无论是兵力兵器数量，还是战斗素养和军事素质，比较其他野战主力纵队，仍有不小的差距。豫东战役第二阶段，中野11纵原定的作战任务，是配合华野外线兵团主力歼击区寿年兵团，因为打区必须阻邱，粟裕已将华野第3、第8、第10等三个主力纵队派出去阻击邱清泉的整编第五军，该敌距离区寿年第七兵团的直线距离只有10余公里。这样，为了保证歼灭战中兵力上的优势，粟裕将中野11纵用于攻击区兵团所属的新编第21旅，负责主攻的“突击集团”第1、第4、第6纵队则负责歼击整72、整75两个整编师，各部在特纵的炮火支援下猛烈攻击。眼见着区兵团正在垂死挣扎，南京和徐州方面都沉不住气了，而邱清泉的整五军被华野三个纵队所阻、胡琏的整十八军又被中野三个纵队拖住，老蒋一时无兵可派，便决定“挖疮补肉”，命令顾祝同迅调在山东战场的黄百韬整编第25师，加强第3快速纵队和第2交警总队，组成一个临时兵团，铁运豫东救火。许谭山东兵团阻击不及，1948年6月29日，黄百韬这个老广率领所部在商丘下车，迅速向豫东战场靠拢。粟裕原本摆好的是与三个敌人过招的饭桌，就此突然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而手中的兵力也用到了极限，于是只能挤出王秉章的中野11纵，附两广纵队和野司警卫团（可见兵力的匮乏程度）火速东进阻击黄百韬。按道理说，黄百韬兵团只有一个整编师23000余人的野战步兵，快速纵队是旅级部队规模、交警总队则是加强团级规模，满打满算也就30000多人，中野11纵、两广纵队（仅3000余人）和野警团16000余人吃掉它自然不现实，阻击上几天应该还是有把握的。到底还是地方部队新升格的野战纵队，中野11纵在战术细节上还欠火候，广纵和野警团更是战斗经验不足，他们忽略了黄兵团的快速纵队是有大批坦克装甲车的，这一点与华野打援集团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宋时轮等纵队在阻击整五军之前，就了解曾经的新22师师长邱清泉善长坦克突击，并且整五军（整11师、整70师共45000余人）也确实配备战车部队，其整11师所辖的整200旅，那可是民国第一个机械化师。因此华野阻击部队在阻击阵地的开设上，进行了非常有针对性的布置，不仅埋了相当数量的地雷，并且相当专业地挖掘了反坦克壕，部分壕内还密设鹿砦，再辅以野炮和战防炮的火力配合，让“邱疯子”硬是裹足不前。整五军什么招术都用上了，什么飞机炸大炮轰坦克冲通通无济于事，“排炮不动，必是十纵”便成名于斯，最终邱疯子能够想到的，只有绕过阻击线进行迂回，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要多走路多耗时的。可惜，中野11纵缺乏这些战场经验，也没有完全搞清黄百韬的兵力配置，仍然按传统的阻击战法在老王集一线进行布防，无非就是构筑了野战工事和散兵坑。结果被蒋军第三快速纵队的坦克一冲，防线就被轻易突破了，纵队后撤后组织第二道防线，然而豫东平原上根本无险可守，至7月2日，中野11纵阻击失利且伤亡严重。黄百韬兵团冲过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当该敌到达帝丘店时，距离区兵团整72师被包围的铁佛寺只有不足10公里，眼见着两股敌人就将合流。危急时刻，迂回攻击整72师的华野第1师、第3师刚好插入了帝丘店和铁佛寺之间，于是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硬是顶住了黄百韬的继续推进。但是黄兵团的意外到场，也迫使粟裕临时改变了战役决心，因为该敌挡住了华野未来撤出战场的道路。于是在区兵团尚未完全歼灭的情况下（整72师残部仍在），粟裕调动突击集团全力围攻黄兵团，遭遇黄百韬的拼死顽抗，已经很是疲劳的华野各纵一时未能得手。而迂回的邱清泉整五军已到达帝丘店右侧、胡琏的整十八军进至淮阳、商水地区、连重建的整编第74师都接近了战场，这个仗已经打夹生了，此时如继续围歼黄百韬兵团，势必被迫与多路援敌作战，华野外线兵团势将陷入被动，于是粟裕下令撤出战斗。细节决定成败啊，如果中野11纵具备打坦克的经验，或者掌握反坦克障碍的构建技巧，能够挡住黄百韬三天时间，则华野主力必然可以干净彻底地全歼区寿年兵团，再腾出手来对付邱清泉和黄百韬，无论如何都将从容的多，至少可以全身而退，那么豫东战役第三阶段就将完美收官，殊为可惜。也不能过多苛求华野，在攻克开封的战役中，华野3纵和8纵伤亡较大，再加上阻援部队的损失，外线兵团伤亡已经突破10000人，战斗力普遍下降。同时豫东地区干旱缺水，时值盛夏，指战员们的体力和意志也到了极限。中野11纵这样的部队，更适合作为攻击预备队，用于阻击敌精锐兵团，仍显勉强，实在是粟总手中兵力有限，因为外线兵团总兵力不过10万余人。
3，战争是残酷的，有的时候战争的胜负是和细节有关系的。就拿三大战役中来说，国民党的军队连连犯了很多让人感觉十分不可理解的细节方面的错误，最终导致了他们的失败。当淮海战役打响之前，粟裕带领的华东野战军想要灭掉的国民党的第一个兵团，就是黄百韬带领的第七兵团。对于当时的黄百韬，他当然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了。他也知道自己对抗华东野战军，最终就是死路一条。鉴于这种情况，黄百韬想要撤回徐州。按理说黄百韬这一提议，是没有错的，当时国民党在徐州的力量十分的强大，有百万的军队在驻扎。也许，在那里他们能够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对人民解放军造成一定的威胁。当黄百韬把自己的这一提议告诉蒋介石的时候，蒋介石思索再三也同意了。但是，有一个前提，他不能自己撤离，需要等在连云港驻扎的一个军，和黄百韬混合之后，他们一起撤退。黄百韬听到蒋介石的命令，很想骂娘，毕竟，他的军队驻扎在黄河以北，靠近黄河的边上，在这里若是等待连云港部的大军到来，至少需要3-4天的时间。可是，蒋介石的命令，黄百韬更不敢违抗，所以，他就只好等了。在等待的过程中，黄百韬的兵团，就开始打包所有准备要逃走时用的东西。同时粟裕带领的华野军也开始火速前来。让黄百韬绝对想不到的，最终让他打了败仗，导致七兵团更为严重的事，他到了黄河边上，才发现自己队伍没有构筑工事，也没有搭建浮桥，为度过黄河做任何事情。忘记搭浮桥这个细节就是关系着这次淮海战役的成败，而这样的细节竟然被黄百韬忽略了。由此，黄百韬他带领的几十万大军，要想通过黄河是需要时间的，若是仅仅靠目前唯一的一个现成的桥，渡过黄河起码要十五天以上的时间。这时，黄百韬凭借自己军队的人数、武器装备、强大火力，命令自己的兵团构筑工事，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晚了，匆忙借助有利地形，应对即将来到的大战，最终也无济于事。因为粟裕不怕消耗战，粟裕的身后是数百万的民众在支持着，也不怕断粮断和设备运输。与之相反的是黄百韬必须要等待蒋介石给他空投一切物资，所以，他最担心的就是打持久战。所以整个战役态势，主动权一直掌握在粟裕的手里，黄百韬兵团的战线在不断的缩小。最终黄百韬被赶到了一个叫碾庄的地方。近迫战法让包围圈不断缩小，11月17日，华野各纵队向黄百韬兵团发起总攻，很快就攻克碾庄圩外围六个村庄的国军阵地，歼灭第100军、第44军全部和第25军一部。11月22日，华野向碾庄圩发起全线进攻，歼灭了黄百韬兵团残部，黄百韬当场被击毙。总之，黄百韬如一位孤掌难鸣的斗士，他在这里所指挥的作战，只能是垂死挣扎而已。最终他失败在了这里，当他所有的队伍都被打垮之后，他的失败已成定局了。
4，这里就要提到毛泽东因为一字之差而经历的一次败仗了。毛泽东是不世出的一代军神，但胜败乃兵家常事，世上没有不败全胜的将军，毛泽东多次否认自己战无不胜之说，坦言自己也曾多次“败走麦城”。他承认自己有四次“大败仗”，分别是1930年的长沙战役，1931年的高兴圩战斗还有1935年的土城战斗和鲁班场战斗。其中的土城战斗就是细节决定成败的典型案例，一字之差，让毛泽东吃了个败仗。这是怎么回事呢？准备好了吗，土城之战，现在奉上。一、狂澜既倒1932年7月，蒋介石发动对中央红军的第四次“围剿”。中央红军为打破敌人的“围剿”奉命从漳州千里回师北上，随即在江西兴国举行会议，成立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4人“军事最高会议”，由周恩来任主席，而后任命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但是，紧接着这年10月上旬的宁都会议中，毛泽东被一个所谓“批准毛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的理由剥夺军事指挥权。10月26日，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被撤销（由周恩来兼任），“就地下岗”；毛泽东为何会被剥夺军事指挥权？因为当时中央准备执行“夺取中心城市”的错误的冒险思想。从此，毛泽东坐了长达两年的冷板凳，期间毛泽东不能指挥任何部队。幸亏在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指挥下，中央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933年9月25日至1934年10月间，蒋介石调集约100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就此打响。这时，博古、王明、李德“左倾”教条主义三人组彻底接管了军事指挥权，他们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期间毛泽东曾指导红22师打退了粤军进攻，结果，红22师师长魏协安、政委方强都被撤职（此事详情请看食堂拙作《毛泽东送他一缸牛肉，他为毛泽东彻夜守灵！》）。于是，在他们的错误指挥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要命的是，三人错误继续，又执行只走不打的逃跑主义。湘江战役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爆发，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强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第4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中央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8.6万中央红军锐减至3万余人。都打成这样了，头铁的李德还不涨记性，不顾敌人调集40多万的围追堵截，仍把希望寄托在与贺龙、萧克率领的红2、6军团会合上，坚持按原计划向湘西前进。红军不是没有明白人，假如真按这个德国顾问的计划进军，红军必定是全军覆没之局。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举行黎平会议。毛泽东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危急关头，他力主摆脱敌人主力，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争取主动。他这个主张得到了中央军委大多数人的赞同。这成为毛泽东复出的一个很好的讯号。遵义会议1935年1月7日，红军一举攻克黔北重镇遵义，召开具有转折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逐渐确立了毛泽东军事指挥地位。这是毛泽东主席在1932年10月宁都会议被剥夺军权后，重获军事指挥权。毛泽东这次重新出山真是太不容易了，这是真正的“危急存亡之秋”。当时蒋介石调集150多个团、40余万人，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进逼包围，妄图将中央红军围歼于乌江西北地区。敌人来势汹汹，我军损失惨重，兵力对比之悬殊超过1：10，中央红军随时有可能被吃掉。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中央红军原定在黔北地区建立根据地的设想已经完全不可能实现了，敌人已经彻底封死了这条路，再往开赴黔北就是自投罗网。为摆脱这种险境，临危受命的毛泽东急欲在惊涛骇浪中杀出一条生路。于是，他力主放弃在川黔建立根据地的打算，计划在黔北一带调动敌军，跳出敌军的包围圈，然后由川南进入四川，与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四川建立根据地。军委采纳了他的决定，率师北渡长江，前出川南。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指挥全军，挽狂澜于既倒。看到这里，很多人以为，毛泽东就此可以放心大胆的指挥全军了。其实并不是，毛泽东军事指挥地位的确立是有一个过程的。怎么才能真正确立地位？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正确指挥全军突破敌人的封锁和“围剿”。简单来说，只有胜利才能带来权威！二、狭路相逢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央红军撤出遵义城，逐次向北转移，在川黔交界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分3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土城方向开进。1月27日，中央红军全部进抵赤水河以东地区，准备由赤水北上，在宜宾和泸州之间北渡长江，渡江北上，进至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一起实行总的反攻，争取在四川建立根据地。如渡江不成，则暂时留在川南活动，并伺机从宜宾上游北渡金沙江。行进过程中，毛泽东制定了目标，如果尾追之敌穷追不舍，中央红军就要集结部队，突击尾追之敌，重创敌人一部或多部敌人。这时，蒋介石仍然以为中央红军只有两条路：第一，北进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第二，东出湖南，再与红2、6军团会师。无论哪种，蒋介石都想将中央红军压迫至赤水河以西的狭小地带聚而歼之。于是，他一方面命令中央嫡系部队抓紧时间往上赶，缩拢包围圈，另一方面令刘湘的川军拦住中央红军的去路，并派兵死死咬住中央红军。而刘湘是个老狐狸，他此时做了两手打算，中央红军如果想进入四川，那他拼了命也要拦住，如果去了贵州、云南或是湖南，他就会放慢脚步。可当时中央红军正好打算进入四川，刘湘就会成为最大的拦路虎。在这样的情况下，川南总指挥潘文华部署了三路大军：第一路指挥范子英率5个团驻守四川古蔺、叙永地区；第二路指挥陈万仞率所部进至赤水，同时派总预备队郭勋祺和潘佐进入黔北温水进行拦截；第三路指挥廖泽率部伺机发起进攻，而后与第一路形成合围之势。这几支部队，以郭勋祺的教导师第三旅和潘佐的独立第四旅进军速度最快。1月23日，他们已经达到预定地区温水进行拦截。不过中央红军已经通过此地，准备夺占黔军教导师第一旅刘翰所部3个团驻守的土城。说实话，黔军是出了名的战斗力弱，中央红军并没有将其放在眼里，最大的威胁还是紧追不舍的郭勋祺。郭勋祺成为中央红军必须要解决的对手。郭勋祺郭勋祺不简单啊，不是一个普通角色。郭勋祺出生于1895年，四川双流人，他是潘文华的心腹爱将，也是川军中少有的悍将，1921年就已经担任第七旅旅长，人称“莽娃”。其实，郭勋祺是一个爱国将领，和我党交情很深，我党有很多人都是他的朋友，比如刘伯承和陈毅。尤其是陈毅，两人是一个足球队的队友，在这些朋友的影响下，他接受了很多进步思想，也曾掩护过革命人士。正因如此，郭勋祺在川军中是一个另类，他的部队战斗力十分强。刘湘十分信任他的能力，在围堵红军时，别看只是郭勋祺教导师第三旅旅长，可他还能指挥潘佐的独立第四旅和廖泽模范第三旅。这样一来，中央红军和郭勋祺来了个狭路相逢。这一战，是毛泽东复出第一战，他迫切希望来个“满堂彩”，提升全军士气，重振自己的威望。于是，围绕土城的一系列战斗就此展开。三、土城伏击1月23日，担任后卫任务的红5军团在梅溪展开了一场狙击战，有力狙击了郭勋祺部，红5军团并没有恋战，当晚撤出战斗。梅溪狙击战就此拉开土城之战的帷幕。1月24日，红1军团进抵土城，驻守土城的黔军一触即溃，红1军团轻松拿下土城，3军团、5、军团、9军团各自占领土城附近的要地。1月25日，红1军团继续向赤水县城进攻。就在这时，川军第21军第5师师长陈万仞率该师及教导师第1旅章安平所部已经占据赤水县城。中央红军正式和川军交上手了。1月26日，红1军团第1师师长李聚奎、政委赖传珠正式攻打赤水县城。川军不比黔军，赤水不比土城，这一战红1军团没能拿下赤水，双方在黄陂洞僵持不下，第二天，无奈退军。而暂时归红1军团管辖的红9军团，也退出战斗，向官渡撤退。军团长林彪得知此讯后，急令第2师由复兴场包抄赤水城，然而红1军团两个主力师和红9军团都没能夺下赤水县城，北渡长江计划实际宣告破产。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决定进驻土城，并打掉郭勋祺的追兵。很快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人共同察看了沿途地形，他一眼就发现了个好地方。土城有个叫青杠坡的地方，是土城的天然屏障，两侧均系狭隘山谷地带，这简直就是一个伏击的最佳场所。中央红军打伏击战可谓是驾轻就熟，正好可以打孤军深入的追兵一个伏击。毛泽东当即决定由彭德怀率领的红3军团和董振堂率领的红5军团为伏击主力，打掉郭勋祺。伏击，伏击，重要的就是埋伏，重要的是掌握敌人的实力，情报工作至关重要。1月26日，军委二局（即侦察局）截获了潘文华下达的作战命令，得到一个重要情报，郭勋祺尾追之敌只有4个团约有6000人。而红3军团下辖2个师1个团，总计7个团；红5军团直辖4个团。两个军团合计有11个团，约10000人。10000打6000，又是伏击战，这仗怎么看都有把握，这几乎是必胜之局。打了！四、惊天失误1月27日，中央军委作出了围歼郭勋祺部的命令，总司令朱德到红3军团第4师指挥，参谋长刘伯承去红5军团指挥，毛泽东、周恩来居中策应。1月28日5时，红3军团彭德怀率3个师、五军团董振堂率两个师，一南一北，对紧紧尾追的川军发动夹攻。这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的第一场大仗，关系到全军的士气。为了打好这一仗，毛泽东特意派吴亮平到三军团协助做动员工作，足见其重视程度。郭勋祺不愧是川军名将，迅速占据永安寺两侧山地，组织火力，凭借有利地形拼死顽抗，尽管红军拼死争夺，往复冲杀，依然没有击溃敌人。一直打到上午10点左右，敌人不仅丝毫没有崩溃的迹象，而且越战越强，随时有可能突破红军的包围网。战斗变得异常激烈，交战双方陷入胶着状态，歼灭战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拉锯战、消耗战。对面的川军还真能打，而且敌人援军正源源不断的赶来，红军一下子就陷入了危机之中。这时候，红军才从俘虏口中得知一个惊人的消息，我们的情报搞错了，对面不仅有郭勋祺一个旅，还有潘佐一个旅，仅在战场就有至少6个团一万多人。更致命的是，后面的廖泽旅正火速赶来，其他川军部队也正在往这里赶，川军总指挥潘文华能迅速集结8到9个旅。原来之前截获的情报中出现了细节上的失误，敌人不是4个团，而是4个旅，情报人员把旅搞成了团！一字之差，谬之千里！也就是说，红军在兵力上已经完全没有优势了。而且，红军一直以为川军战斗力不强，实际上刘湘的川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战斗经验丰富，战斗力远高于红军的预估。战机瞬息万变，一个错误情报对战局影响太大了。但是，这会儿毛泽东已经来不及感慨了，他迅速从不利战局中寻找有利因素，急令红1军团红2师火速返回增援，以求变被动为主动。接下来，郭勋祺愈战愈勇，甚至发起反击，正面、多波次冲锋阵地，红5军团阵地已经突破，郭勋祺甚至都快打到红军指挥部门前。红军面临着被中央突破的危险，郭勋祺要一突破，此战危矣！而后，毛泽东投入了最后一支预备队，急令陈赓、宋任穷率领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线增援，才稳住了阵地。当时，已经回军委指挥部的朱德主动要求去红5军团指挥战斗。毛泽东连吸几口烟，并没有答应。朱德急了，他一脱帽子，说道：“得咯，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有何惜，再说敌人的子弹是打不中朱德的！”朱德态度如此坚决，前线战况紧急，毛泽东无奈之下只能同意。这仗打得真是相当的窝火，宽容大度，仁慈友善的朱德总司令，一辈子都被发过几次脾气，这次他对黄克诚大发脾气。终于，当红2师赶到战场后，红军经过浴血奋战，终于拿下郭勋祺的永安寺指挥部，逼得他往后收缩防线。然而，就算这样，红军还是没能吃掉郭勋祺。要命的是，川军后续部队还有4个旅迅速增援土城，而红军火力不够，当时红军从湘江战役撤退后，只有2门山炮，在这次战斗中一门只有三发炮弹的山炮已经投入使用，可惜依然没有拿下郭勋祺。五、当机立断这仗打成这样，毛泽东迎来了一个开门黑，“满堂彩”成了当头棒喝，这搁谁受得了？他的心情可想而知。当时全军上下，议论纷纷，对他颇有微词，刚在遵义会议上被撤职的博古阴阳怪气地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指毛泽东）指挥也不成。”怎么办？要不要硬着头皮打下去？要是一般人，肯定继续打下去，这不打下去，丢了面子事小，对于一个刚出山的人来说，后果可是很严重的。但毛泽东不是一般人，他意识到再打下去，太危险了，当晚，他提议马上召集会议。会议一上来就讨论接下来的对策，其实没什么对策了，还能怎么办，撤呗。毛泽东审时度势，在会上提出，果断放弃原来的北渡长江的计划，迅速撤出战斗，从不利战局，寻找有利战机，立刻在土城附近西渡赤水，借助赤水河来隔绝追兵。1月29日拂晓，土城战斗的部队撤出战斗。至此，土城战斗宣告结束。此役，红军击溃川军一个旅，毙伤3000余人；而红军牺牲2000余人，伤亡5000左右。红军不仅伤亡大于川军，而且战前北渡长江计划破产。客观的说，毛泽东复出第一战，其实是一场败仗。后来毛泽东在云南扎西总结此战时，说道：“这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军没有消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场败仗！”而后，他又总结了两个原因：第一，轻敌，错误估计了川军的战斗力；第二，没有摸清敌情，对战斗形势分析有误。其实，毛泽东当时不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多年之后，据郭勋祺副官胡秉章回忆，在郭勋祺开进土城时，他居然捡到了一份红军的作战计划命令文件。正因如此，郭勋祺准确无误地避免自己犯错，同时还找到了红军弱点所在，迅速作出了针对性部署。他这才一战击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陈赓、黄克诚等一众名将，从此一战成名。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毛泽东这一仗败得不冤。正是因为土城战斗的不利结果，红军随即兵分三路从猿猴场、土城南北地区西渡赤水河，向四川省古蔺、叙永地区前进。这就是著名的一渡赤水。结语、现在我们分析，红军为什么要一渡赤水？很简单，就是因为毛泽东在土城战斗中吃了败仗，没达到预期目标。一渡赤水，完全就是在吃了败仗的情况作出的临时决定。结果毛泽东错打错着，随即就指挥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四渡赤水，就此成就一代军神之名。事实上土城战斗之所以成为败仗，一个关键原因正是因为细节出了问题，情报出现失误。经一堑，长一智，从此毛泽东更为重视情报工作。随后军委二局的6部侦察电台分成两个梯队，进行不间断的接力式侦察，终于获取了很多重要情报，避免细节再次出错。从此，红军在情报工作上没有出现失误，最终顺利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也算因祸得福吧。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败之后，还不知道吸取教训，作出改变。
